来自《经济学人》
政府影响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一些相当不错
“所有的艺术都是宣传。”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40年写道，“但并非所有的宣传都是艺术。”很少有人会对这句格言的第二部分提出异议，《我的奋斗》中那些可怕的漫无边际的话语一点也不具有艺术性。但是，只有当你使用一个广义的宣传定义时，第一个看起来才是正确的。如今，伟大的艺术作品很少为政府服务。它们可能会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但这通常不是人们尊重它们的原因。然而，这份书单上的书部分地证明了奥威尔主张的第一部分是正确的。政府或意识形态团体要么鼓励作者写作，要么出于政治目的宣传他们的作品。在冷战期间，西方情报机构资助作家，有时是非常优秀的作家。中情局在法国、日本和非洲设立了文学杂志，其中一个目的是反对独裁者的审查制度，另一个目标是使全球文化对西方的目标更加友好。英国情报机构委托创作支持帝国的小说。一些作家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笔献给国家；另一些人没有意识到政府或团体会推广他们的作品。这里有六本书，都是出自优秀作家之手，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宣传作品。
《亚洲之眼》（The Eyes of Asia） ，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著
拉迪亚德 · 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作为大英帝国宣传者的角色常常被人遗忘。英国情报机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招募了这位作家，让他写一些试图破坏印度民族主义的小说。1916年，英国官员詹姆斯•邓洛普•史密斯（James Dunlop Smith）给吉卜林寄去了在法国作战的印度士兵的私人信件。史密斯要求吉卜林重写它们，以消除任何亲印度或革命情绪。美国杂志《星期六晚邮报》在1917年5月至6月间发表了四篇（其中三篇刊登在《伦敦晨报》上）。吉卜林只是在将它们整合在一本书《亚洲之眼》（TheEyes of Asia）中时，才将它们命名为“亚洲之眼”。吉卜林告诉邓洛普•史密斯，在重写这些信件时，他“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他认为自己看到的）信件背后的精神”。事实上，他的修改要更有创造性。他把士兵的书信变成了小说，并把它们“消毒”了。他删除了诸如“我们就像被绑在屠夫木桩上的山羊”之类的抱怨，并插入了对英国的赞赏性描述，称其充斥着“镀金家具、大理石、丝绸、镜子”。英国情报部门很喜欢他的写作。吉卜林问邓洛普 · 史密斯是否发现了“角色的种姓或精神观念上的错误”看来他没有。许多读者都钦佩吉卜林对印度人民的“积极、详细和非刻板的描绘”。他作为宣传者的角色蒙蔽了自己的眼睛。
《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鲍里斯 · 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著
在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试图通过秘密促进书籍和杂志的发行来削弱苏联的审查制度。窥探者们寄来了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 · 托尔斯泰和弗拉基米尔·纳博可夫的小说。他们最喜欢的作家是鲍里斯 · 帕斯捷尔纳克。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具有“巨大的宣传价值”，1958年中情局的一份备忘录如是说。对于一个爱情故事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情。但中情局不仅对小说的“发人深省的本质”感兴趣，而且对“出版的环境”也感兴趣。苏联文学杂志和出版社压制这本书。其中一个引用了帕斯捷尔纳克对社会主义的“恶毒”和“不接受”。苏联人不喜欢他的宗教狂热。一位意大利文学天才星探将《日瓦戈博士》的手稿偷运到意大利，并于1957年在那里出版。中央情报局发现了一个“让苏联公民思考他们的政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的机会，而这个被公认为在世的俄罗斯最伟大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甚至在他自己的国家都找不到。”中央情报局帮助用俄语出版了这本书，在东欧代理商的帮助下，它发行了了1000多本，并于1958年在比利时的世界博览会上流通。它希望俄文原版的出版将为帕斯捷尔纳克赢得诺贝尔奖铺平道路。他确实获奖了，但苏联迫使他拒绝了。他没有活到1965年看到《日瓦戈医生》成为大片。
《游击队》（Partisans） ，彼得·马西森（Peter Matthiessen）著
1947年成立时，中情局雇佣了许多耶鲁大学的大四学生。彼得·马西森就是其中之一。中情局把他派到巴黎，在那里他以写小说来掩护自己的身份，而他在巴黎的中情局上司认为他的小说“软弱无力”。马蒂森确实在巴黎写过两部小说。他的第二部小说《游击队员》（Partisans）讲述了美国通讯社驻巴黎记者巴尼•桑德（Barney Sand）追踪一位他希望采访的法国共产党前领导人的故事。这位共产党员在桑德小时候帮助他逃离了西班牙内战。这部小说对党的运作有着如此详尽的了解，以至于芝加哥论坛报在一篇评论中建议作者回到莫斯科。然而，它显然同情西方。桑德认为共产党人是自私自利和不诚实的，他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游击队”的写作预示着马蒂森的职业生涯的下一步。他创办了文学杂志《巴黎评论》（Paris Review），并以该杂志作为掩护，监视迁往巴黎的美国左翼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中情局认为这能更好地掩盖他的间谍活动。《游击队》不是马蒂森最好的作品。他是唯一一位同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和非小说奖的作家。但是，当桑德在巴黎盘旋时，也在提醒着读者们，马蒂森观察他的左翼朋友不仅仅是为了艺术。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书中的回忆录》（Reading Lolita in Germany: A Memoir in Books），阿扎尔 · 纳菲西（Azar Nafisi）著
阿扎尔 · 纳菲西是一位伊朗移民，也是一位英语教授。2003年，她出版了一本关于伊斯兰革命的回忆录，从此名声大噪。《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在美国一炮走红，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待了117周。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讲的是八个伊朗女人秘密会面，研究纳博科夫、福楼拜和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纳菲西女士的学生是伊斯兰共和国的孩子，他们反对该国的图书禁令以及其言论中“令人作呕的欺骗性夸张”。这种描述并不适用于《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这本书值得赞赏。然而，它欠了一些机构的债，而这些机构并非典型的文学回忆录出版机构。纳菲西对史密斯·理查德森基金会（Smith Richardson Foundation）表示感谢，该机构寻求“推进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和价值观”，并为她提供了一笔赠款，帮助她撰写了这本书。纳菲斯写道，只有通过“文学作品，人们才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是一部启蒙作品，就像文学对于她的学生一样。它还支持对伊朗神权政治的严厉判断，美国仍然希望这种判断能产生影响。
《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著
美国禁止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入境长达30年，因为他在20世纪50年代参与了哥伦比亚共产党。他曾短暂地属于一个党组织。然而，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哥伦比亚杂志《新世界》（Mundo Nuevo）在《百年孤独》出版的一年前，也就是1967年，选了两章来发表。节选部分并没有包含对1928年“香蕉大屠杀”的叙述，当时哥伦比亚军队在美国的压力下对正在罢工的联合水果公司雇员采取行动，杀死了其中约75人。《新世界》发表的是对哥伦比亚的叙述，这种风格后来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该杂志主要发表亲美和反共的文章，借表明马尔克斯的作品表明它也对政治左派追随者的作品持开放态度，一名中情局特工称这种做法为“菲德尔的忠诚”，即去除古巴统治者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反美革命主义之后的共产主义信条。加西亚 · 马尔克斯发现《新世界》受雇于中情局后非常愤怒。在给编辑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Rodríguez Monegal）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他觉得自己像个戴绿帽子的人。
《月亮下去了》（The Moon Is Down），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著
1940年6月，法德签署停战协议两天后，约翰•斯坦贝克写信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敦促他的政府制造“立即、有控制、深思熟虑的”宣传。斯坦贝克采纳了自己的建议，写了一个故事来激励被占领的欧洲人民起来反抗纳粹。《月亮下去了》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被法西斯侵略的未命名的欧洲国家。斯坦贝克写道，这个虚构的地方以挪威的严厉、丹麦的狡猾和法国的理性为特征。在兰瑟上校的领导下，占领者们奋力镇压起义。抵抗纳粹的成员翻译了这部小说，并偷运到挪威、丹麦和法国。1945年，战争结束后，挪威国王授予斯坦贝克国家自由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对欧洲抵抗运动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