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Psyche
作者：Joseph M. Keegin
约翰 · 亚历克 · 贝克的职业不是鸟类学家。他接受了普通的英国小学生的文法学校教育，然后在埃塞克斯（Essex）郡的一个小镇上打零工，做一些次要的神职人员的工作，他在那里出生和长大，也在他61岁的时候在那里死去。尽管在汽车协会工作了一段时间，他从未学会开车，因此，当他走在安静的道路上，来到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周围的英国乡村观鸟时，他要么步行，要么骑自行车——尽管他的视力很差，类风湿性关节炎也使他越来越虚弱。
在业余时间，贝克观察并记录了鸟类的习性，特别关注了一种在20世纪中叶已经严重濒临灭绝的猛禽——游隼。他下午在树林里，晚上在日记里记录自己的观察——十年的这种劳动使贝克写出了他的小而明亮的杰作《游隼》(1967) ，现在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自然写作之一：
10年来，我花了我所有的冬天去寻找那不休的光辉，寻找游隼从天空突然向下俯冲的激情和暴力。10年来，我一直在天空中寻找那咬着云彩的锚的形状，和那在空中飞来飞去的十字弓。
贝克所追寻的，不是金钱，也不是名誉，甚至不是促使现代科学家进行知识收集活动的那种人类财富的增长——他的努力完全是为了别的东西。当然，他追求的是辉煌和美丽的东西，但是——用世俗的话来说——他追求的东西完全和根本没用。
《游隼》出版后不到十年，在半个世界以外的地方，两个加利福尼亚的工薪阶层青少年组成了一个乐队。他们都不知道如何演奏任何乐器——“他们不知道贝斯和普通的吉他有什么不同。”一位历史学家说，“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如何调音。”但是他们的妈妈认为这比漫无目的地在圣佩德罗（San Pedro）崎岖的街道上漫步要好得多，所以她们想试一试。几个月的新手演奏产生了一些艾利斯 · 库珀（Alice Cooper）和蓝牡蛎乐团（Blue Öyster Cult）的拙劣翻唱，直到与雷蒙斯（Ramones）和冲撞乐队（The Clash）的相遇把他们决心投身朋克摇滚。他们开始写歌，取过几个名字之后，他们最终决定自称为民兵乐团（Minutemen）。在乐团存在的短暂而紧张的五年中，他们成为了美国最受欢迎、最鼓舞人心的朋克乐队之一。
（民兵乐团）
朋克摇滚，当然，看起来不太像观鸟。这是一个寻求地位和伪装的舞台：你组建一个乐队，不断壮大，得到签约，得到报酬，得到姑娘。但是民兵们对他们的魅力和打扮漠不关心。在他们看来，朋克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参与的事情，而最明显的参与方式就是制作音乐。贝斯手兼歌手迈克•瓦特（Mike Watt）说：“有时候你必须把梦想付诸行动，因为环境会让你陷入困境。与其因为他人的所得生气和嫉妒，为什么不把它艺术化，创建一个小小王国？有微薄的利润能维持它的运转运转即可，与其他乐队会面、廉价巡演、录制唱片、表演自己的梦想——这些活动本身就是其目的，最终建立起一个DIY的朋克摇滚世界是一个喜闻乐见的结果。
哲学家泽娜 · 希茨（Zena Hitz）的著作《迷失在思想中: 知识分子生活中隐藏的快乐》（Lost in Thought: The Hidden Pleasance of an Knowledge Life，2020）中详细叙述了贝克故事的精彩细节；民兵乐团的故事来自迈克尔 · 阿泽拉德（Michael Azrarad）的著作《我们的乐队可以成为你的生活: 1981-1991年美国独立地下组织的场景》Our Band Could Be Your Life: Scenes from the American Indie Underground, 1981-1991. 2001)。两者都是宝贵的文献，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展示了追求创造性和智力活动本身如何带来大量不可预测、往往意想不到的回报。伟大的艺术和思想总是受到某种东西的激励，而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即便顺便赚到了钱。有些行动值得追求，仅仅是因为它们分享了美好的、好的或真实的东西，但我们的工具文化却为这样的行动蒙上了一层浓雾。再多的观鸟活动也无法为一个人赢得总统之位或比佛利山庄的豪宅；与朋友一起演奏音乐仍然无法治愈癌症或在火星上建立殖民地。但这就是矛盾所在：人类真正的计划——理解我们作为人类的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共同努力走向共同繁荣——取决于对希茨所说的“极致的无用”的持续追求。
21世纪的文化——在日益扩大的全球范围内——围绕着实用性、有效性和影响力的实用原则展开。任何事物的价值——一个想法、一项活动、一件艺术品、与另一个人的关系——都是由实用主义决定的：事物是好的，因为它们是工具性的，工具性通常被定义为生产金钱或其他事物的能力。聪明的年轻人被安排进狭窄的发展路径之中，往往是一些商业、咨询和法律之类的“变革”职业；所谓的“关系专家”建议基于身份的爱情匹配，以获得“高价值”伴侣；“生产力”指南——21世纪美国的主要优点，如今出口到了全球，一直霸占着非虚构类畅销书排行榜。包括宗教崇拜在内的聚会的方式，成了“社会技术”；知道如何做某事，甚至只是静静地思考存在本身的陌生性，成了“生活技巧”。对于今天的杰出人物和兜售智慧者来说，一切都是工具。
W E B Du Bois 在《黑人的灵魂》(1903)中关于教育的说法适用于整个人类的努力：重点不是赚取肉食，而是了解由肉食所滋养的生命的终点和目标。“美好的人类生活需要意义和目标，而这些意义和目标不可能从任何稳定的东西——比如财富或快乐——中获得，这些东西永远只能是手段。”在工具的孤独法则下，仅仅生活是可能的，但好好生活是不可能的。“从无论大小的实用主义中解放出来,”希茨观察到，“从无色环境中解放出来，从特定社会角色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奠定了人类各种可能性的基础。”早期现代人类学家和美国实用主义者的费伯智人（Homo faber）假说总是对人类的描述不够充分：黑猩猩和猩猩使用工具和武器：蚂蚁和白蚁建造精致的超级城市。然而，没有谁观察到猿类或昆虫写诗、思考哲学或唱布鲁斯。
当然，并非所有无用的活动都是好的。彻夜刷剧、沉迷毒品、或者整天除了吃什么都不做都是无用的活动。真正极致的无用滋养和提升我们的精神，而不是简单地提供心理或身体的快感。输出总是多于输入：对自然的沉思，音乐制作的乐趣，甚至数学的学习都可以是丰富而高贵的活动，同时也是愉快的，既奖励智力也奖励灵魂。我们参与这类活动的次数越多，我们的感知能力和接受能力就越强，这些品质使我们能够关注、学习并最终在世界上行动。
但是这种无用的活动并不是唯我论。尽管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得到了回报，但是极致的无用同时还丰富了我们之外的世界。就像一个精心打理的花园的肥沃土壤一样，一个完美无用的生活提供的丰富性远远超出了一个人的短时期目标。对美好事物本身的追求往往会泛滥，使更多的美好和美丽成为现实：一首好诗可以激发出十二首，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激发出一千首。一桩美满的婚姻，本着爱的慷慨和无私而不是获得地位的精神，会为朋友、家人和社区提供榜样和灵感。贝克的书鼓励了无数的鸟类爱好者、自然观察家和散文作家； 民兵乐队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朋克摇滚乐队之一。这种现象也出现在科学领域：“纵观整个科学史，”亚伯拉罕 · 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1939年写道，“大多数最终被证明对人类有益的真正伟大的发现，都由那些不是为了追求有用，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的人们做出的。”完全自发地做一件事，并且做得很好，会产生远远超出预期的影响。
当然，所有以目标为导向的活动，包括最崇高的活动，都需要仔细考虑如何最好地利用手段来实现上述目标，所以工具性仍有其意义。但是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就告诉我们，我们使用各种手段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人类的美好生活，而这样的生活绝不能简化为对手段本身的追求——包括金钱、快乐等等。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生活依赖于这些东西，以及维持生物生命所必需的物质：学龄儿童的三合一食物、衣服和住所。但是为了活得好，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的是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