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该通过在教育、医疗和公共住房方面的支出来刺激消费
本文作者Chetan Ahya是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首席亚洲经济学家
2002年，时任美联储理事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发表演讲，概述了遏制通缩的重要性。他总结道：“持续的通货紧缩对现代经济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应该予以强烈抵制。”
对于世界上许多央行可以说仍在与通胀作斗争的国家而言，这样的警告似乎并不恰当。但在中国，这似乎非常重要。
与其他主要经济体不同，中国正面临通货紧缩的挑战。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减指数为-1.4% ，已连续两个季度出现下降。平减指数是衡量价格的最广泛指标，包括一国的所有商品和服务。因此，中国第三季度的名义GDP增幅仅为3.5% ，远低于美国的6.4% 。
通缩背景带来了一些挑战。首先，在考虑通缩因素后，实际利率将上升，增加债务人的负担。其次，即使债务增长放缓，它仍可能高于名义 GDP 增长。因此，债务与GDP的比率将继续攀升。更为关键的是，较弱的GDP平减指数会对企业收入和利润的趋势产生负面影响。如果通缩继续侵蚀这些领域，企业将削减工资增长，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总需求和通缩压力进一步减弱。
这些问题在中国的背景下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中国还面临债务比率上升和人口趋势减弱的问题。伴随着通货紧缩，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对我们称之为“3D”的中国构成了挑战。
中国的通缩压力源于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去杠杆化。当你考虑到这些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总额约占GDP的100% 时，需求和价格压力一如既往地疲弱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应对通缩挑战，政策制定者需要动用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全部力量来提振总需求。他们已经在放松货币和财政政策，但我们认为，迄今所采取的措施只会导致GDP平减指数逐步改善。这些措施将不足以在未来两年将平减指数提高至2% 至3% 的区间，我们认为，这将有利于企业收入和利润的健康增长。
我们认为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首先，迄今为止，政策回应基本上是被动的和犹豫不决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策制定者一直担心债务的非生产性累积，并已触发了去杠杆化进程。
举例来说，尽管经济增长的逆风从今年第二季度初就开始加剧，但直到7月份才出台了更多协调一致的宽松政策措施，即便是这些措施也不足以果断遏制经济增长的逆风。挑战在于，如果不采取足够有力的宽松政策，就会让债务-通缩循环的风险继续存在。实际利率将保持高位，并继续拖累总需求。
其次，增长组合仍然不平衡。中国的投资仍然太高，占GDP的42% 。这种投资或过度投资的倾向，是以报酬递减、产能过剩和通缩压力为代价的。因此，像中国过去所做的那样，继续通过投资刺激经济通货再膨胀，可能只是暂时的刺激，并可能使中期的通胀管理复杂化。实际上，人们可以说，目前的情况是过去努力的结果，当出口转弱时，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就会以反周期的方式得到推动。
目前最佳的政策途径是刺激消费。具体来说，政策制定者可以增加教育、医疗和公共住房方面的社会福利支出，这可能有助于释放该国居高不下的家庭储蓄。就目前而言，我们几乎没有看到这种转变正在成为现实的迹象。事实上，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与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近年来一直维持平稳。
通胀前景的风险倾向于下行，最近增长和通胀数据的疲软表明，债务-通缩循环的风险依然存在。协调一致地将经济转向消费或全球贸易周期的强劲上升，似乎是两个关键因素，可能导致更快地向更健康的通胀环境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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