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刊》注：此篇报道错误多多，有网友在其留言区域指出留言全文附后
1978年，中国的“上流社会”
1978年11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沙叶新正忙着写《陈毅市长》的剧本。此前一个月，上海人艺刚刚从文革中与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的“上海话剧团”中恢复建制。刚摆脱“文革”的束缚，“揭批四人帮”和“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当时话剧创作的两大主题。
因为是向国庆三十周年的献礼剧目，剧院对《陈毅市长》的创作相当重视。院长黄佐临建议沙叶新以布莱希特的编剧法写戏，以陈毅一人贯穿，不必考虑情节的连贯。
黄佐临还带沙叶新倒北京采访跟陈毅有交往的夏衍、周而复、荣毅仁、宗璞、陈昊苏、赵朴初、唐弢……
夏衍住在南竹杆胡同113号一座中国式的小四合院里，据说部长级的待遇，可是，沙叶新走进去一看，院子里极杂乱，已不是单独一家了。沙叶新在日记中写道：“四条汉子”之一的夏公瘦小、干瘪、垂垂老矣，讲起话来，却很清晰，记忆力很好，思路明畅，完全不像一个79岁的人。他的右腿被打断，又不让医治，待问题解决，有权就医时，腿已短了一截。他的眼有白内障，视力极差。
荣毅仁家是个大四合院，气魄极大，纤尘不染，会客室里有沙发、地毯、赵朴初的字和叶帅的诗，荣毅仁“身材高大，穿着讲究。不善谈，经常以表情和动作来补充或代替语言”。去军科院拜访陈毅长子陈昊苏，沙叶新一行在宾馆叫了一辆“丰田”小车，“一算路费，17元多，我们三人都为之咋舌”。
采访之余，沙叶新爱去西单看大字报。当时大字报在讨论是否应该承认毛泽东有功有过，甚至有大过；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是否符合法律程序。
到了京城，内部演出精彩纷呈，沙叶新看了《傲慢与偏见》、《冷酷的心》，直说“拍得真美”。看《大独裁者》和《城市之光》则从头笑到尾，“活到近四十岁，才有生以来第一次‘拜看’卓别林的片子，真是有点对卓不起，可又怪谁呢？”沙叶新在日记中感叹。
沙叶新在第一场戏里为陈毅设计了一段长达八分钟的独白，内容是挺进上海之前对解放军做的报告。这个灵感来自美国电影《巴顿将军》的开头。不过，剧本写得并不顺利。在北京采访一个月，回上海之后，第一稿写了近五个月。
在沙叶新埋头写剧本的时候，中国从1978年迈进了1979年。元旦那天，上海人艺举行联欢舞会。沙叶新和妻子嘉华带着两个孩子去参加，“一二十年未举行交谊会了。大家都感到兴奋、新鲜。我不会跳，只是看，嘉华年轻时是舞迷，跃跃欲试，跳了起来。音乐是清一色的西方电子音乐，真是解放了”，妻子嘉华此前两日烫了头发，也被当作值得一记的事情，被沙叶新特意写进元旦日记里。
1979年4月25日，《陈毅市长》第一稿写毕。沙叶新在剧院读剧本，“反映不佳，意见尖锐”。有人认为，剧本里的陈毅不够严肃，太爱讲笑话，更多的人不能接受剧本的结构，认为是片断、小品、素描，没有中心情节，不能成其为戏。只有院长黄佐临一人力排众议，但剧本仍需修改。在修改剧本的黏着状态中，一则内部消息进入沙叶新的视野，让他无法平静。
1978年，中国的“下流社会”
上海籍知青张泉龙冒充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的儿子，招摇撞骗，要小车、要戏票，要把他的知青伙伴“张泉龙”调回上海……原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歌唱家朱逢博都上了当。
沙叶新和同事李守成、姚明德旁听了静安区公安局对张泉龙的预审，三人酝酿着，把张泉龙的事情写成话剧。张泉龙给沙叶新的印象是“聪明过人”。为了能调回上海，张泉龙每次探亲都到同学家里干家务，擦地板、买煤、洗衣、做饭，什么都干。同学的父亲是某工业局副局长。同学家吃饭，从来不招呼张泉龙。后来，这家的电话也由张泉龙接。张泉龙的记忆力超人，谁打的电话，说什么事情，提到了谁，张泉龙听一次就记得清清楚楚。久而久之，他的脑子印下一张复杂的关系网。他后来行骗就是从这张网开始的。
《骗子》的写作过程很顺利，不出两个月，初稿已经写好。1979年8月11日，沙叶新在剧院里朗读剧本。反应强烈，读毕有人鼓掌。演员要求排演。副院长兼党委书记陈家松主张先送审,而有名望的老剧作家杜宣却主张边送审边排演。杜宣建议，尽快把本子排出，给当时正在上海召开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创作座谈会的代表看。剧院决定7天之内把戏排出来。
上海风暴
1979年8月20日，《骗子》第一次连排。观众反应强烈，戏看到一半，就有人向沙叶新伸大拇指：“杰作！你们胆子可真大！”几天之内，《骗子》成为上海文艺界关注的大事。王元化、王若望、师陀都支持《骗子》上演。《上海戏剧》、《戏剧艺术》和《解放日报》同时向沙叶新要剧本，要公开发表。
8月21日，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沂看完《骗子》彩排，情绪激动，第一句话是：“我不反对你们这出戏！”然后说：“这是一出悲剧，时代的悲剧、党的悲剧。我看戏，我也笑了，我是含着眼泪笑的……”临走，陈沂婉转地要求沙叶新等人适当修改剧本。
与此同时，创作座谈会上，陆续传来反对《骗子》的意见：《骗子》把党写得一团漆黑，是走资派的戏，“文革”的戏；看了《骗子》，觉得毛主席发动“文革”还是有道理的。起先“并不反对这出戏”的陈沂态度突变，开始警告《骗子》的作者，文责自负，反党必纠。
随后，上海市委宣传部要求《骗子》专门为市委加演一场。沙叶新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小车子来了十七部，卅年人艺没有过。演出效果正常，但没有掌声。”此时，最早支持《骗子》排演的老剧作家杜宣也改变了风向。 而来自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的记者们，却先后采访沙叶新，了解《骗子》的创作经过。张泉龙诈骗案一直没有公开报道过。记者们想以《骗子》的演出作为突破口。
因为之前已经有约定在先，剧本以《假如我是真的》为题，在《上海戏剧》发表。
9月27日，《假》剧的剧本在静安区文化馆门口发售，十几分钟卖出去几百本。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吴天明、滕文骥联系沙叶新把剧本改拍成电影。一时间，上海青年话剧院和杭州、福建、新疆、河南的话剧院团都要排演《假》剧。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进修班更是改变了原有的教学计划，突击排演。
但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态度却突然转变。有消息说，这个戏不能演，演了人民要推翻我们。
要前进，就要出汗、排泄
媒体开始有了对张泉龙诈骗案的公开报道。电台的广播中说他是惯犯。
各地排演《假如我是真的》的计划都卡了壳。主管部门对《假如我是真的》剧本公开发售大光其火：党内不允许自由市场，这是政治上的堕落！“双百”方针也是有党的领导的!
沙叶新听到朋友转述的小道消息，云南省话剧团要排演《假如我是真的》，请示省委宣传部，省委宣传部请示中央。中央召开省委书记会议。因为很多省的剧团都要排演《假》剧。
观众甚至比创作者更关心《假》剧的命运。沙叶新在办公室接到市自来水公司打来的电话，问听说要批《骗子》，是不是真的？
从北京文代会上归来的黄佐临告诉沙叶新：这个戏政治局讨论过，争议很大，政治局决定暂时不演。胡耀邦同志还打过招呼：《假如我是真的》的作者很有才华，这个戏不是毒草，文代会讨论的是文艺的大方向，不就具体作品表态。来年年初，中国剧协要开一个两三百人的座谈会，专门讨论《假如我是真的》。
1980年年初，沙叶新穿着新做的蓝色涤卡中山装来到北京，参加剧协、作协、影协联合召开的剧本座谈会。当晚分配房间，相同观点的住一个房间。沙叶新从中感到气氛之紧张，“看来有一场激战”。
果不其然，开会第一天，“解放派”和“保守派”就做了针锋相对的发言。会后，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贺敬之又找沙叶新等人谈心。贺敬之说：中央让我来处理这个戏，我也感到很难……我作为一个朋友，对这个戏跟你们谈谈我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戏不是毒草，这个界限一定要划清。这个戏也有消极效果，环境不典型，没让人看到“四人帮”垮台后新旧交替、除故纳新的典型环境……
沙叶新感到贺敬之“态度极诚恳，但又有难言之隐，所以说话时字斟句酌，语言不流畅”。次日，剧本创作座谈会举行全体大会。
贺敬之在会上说：要前进，就要出汗、排泄……《骗子》有大的影响，一下子捅到政治局了，如果它干脆是一个毒草就好办了，就可以禁，否则专政就没有对象了。但是，要不要同情“骗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剧本里的年轻人没有一个向上的人生观，光靠社会同情，几百万，一下子解决不了……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剧本提出的这个口号非常好，但大家要知道，现在我们这个舟千疮百孔，不能由着性子来。
在贺敬之和周扬之后，胡耀邦做总结发言：我们这个时期是新旧交替的时期，是除旧布新的时期，说混乱也可以，说活跃也可以。这个时期，我们出现这样那样的作品，归根到底都带有这个时代的特征……
听到这里，坐在台下的沙叶新松了一口气。
风云突变
几天之后，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副处长刘金向沙叶新转达了大会对《假如我是真的》的处理意见：去年11月，上海市委停了《假》，大会领导小组对此没有意见。如今过去几个月，情况已和过去不一样，大会领导小组认为这个戏可以演出，请上海方面考虑。
上海则把球踢给中央：这个戏怎么演、何时演，听从中央决定。春节将近，沙叶新归心似箭，但《假如我是真的》的命运又一次陷入胶着状态。演还是不演，没有人愿意公开表态。
就在这时，数千新疆阿克苏的上海知青抬着棺材在大街上游行，喊出“活着回上海，死在阿克苏”的口号，瞬间风云突变。
几天之后，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大会上做报告。“我对耀邦同志报告的许多提法都不甚理解，给我的感觉是在转弯子。《假》剧其实已被根本否定。”沙叶新在日记中写道。
胡耀邦在报告中说：两个多月前，午睡的时候，我看了《假如我是真的》剧本。作者是很有才华的，说不定这位作者能成为我们“四化”时期的莎士比亚、关汉卿、田汉。但是，《骗子》这个戏，不成熟。我们国家有没有李小璋这种年轻人？有！如今新疆阿克苏还有两三千人在闹回城。几千万棉花落在地上没人捡，上海市委书记严佑民同志去了，拒绝谈判，就剧本里这个青年，为了回城，什么都可以。中国青年就这个样子？
胡耀邦的报告，等于宣判了《假如我是真的》的命运：剧本必须修改。
沙叶新没有接受这个命运。多年之后，他还为此庆幸：多少大作家都改了，巴金、老舍……我一个小编剧，没改。
关在监狱中的张泉龙不知道跟他有关的这沸沸扬扬的一切。他被判了3年徒刑，他给沙叶新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三年之后，他出狱，做了一家贸易公司的经理，请沙叶新在漕宝路上的饭店吃饭。
沙叶新从北京回到上海，在单位的布告栏上，看到自己已经被选为徐家汇区人大代表。就在同一天，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决定，当年5月份上演建国三十周年献礼剧目《陈毅市长》。
读者评论：
读《争议是如何引发的—＜假如我是真的＞台前幕后》有感
严 实
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网上看到了这篇关于上世纪70年代末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台前幕后”的文章。文章虽然谈的是“台前幕后”，但是感到作者似并未认真查证一些“台前”的基本史料，也未去深入了解、思考所谓的“幕后”的真实背景情况，尤其是作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一篇涉及政治性很强的戏剧的评论报道，却并没有放在当时那样一个历史转折的时代背景下来分析，而仅是根据某人“日记”作为评论报道的依据，似颇值得商榷。为此，笔者作为对当时一些“背景”略知一二者，提出些不同看法，以就教于论者。
关于“台前”
首先，就笔者记忆所及，骗子的姓名似不叫张泉龙，而是叫张龙泉。作为一篇名为“台前幕后”的文章，对于这点，不知作者是否做了认真查证？
其次，文章说“张泉龙诈骗案一直没有公开报道过，记者们想以《骗子》的演出作为突破口。”此论依据何在？事实是，此事发生后，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均以显著版面作了未属名的大幅专题报道，且报道也在《骗子》戏编排之前。这也是“台前”的东西。作者若是真想客观评论这一事件，先不说“幕后”，“台前”公开的材料，似乎首先应该以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做些功课，收集和查证清楚。实际上，若是认真读一读当时报纸的报道，《骗子》戏的基本倾向，恰与报道倾向相当一致。报纸记者与《骗子》戏作者，谁将谁作了“突破口”，不难辨别。
其三，作者在文章中谈了许多大陆各地如何争相上演，如何受到群众欢迎，如何被“官方”“扼杀”的“内幕”，却恰恰不知此戏在中国境内公开上演过，不过不是在大陆，而是在台湾。对此那时不易了解，现在开放的程度已如此之大，恐不难了解，故也应属于“台前”之事。一部政治性很强的戏，在当时与大陆处于敌对状态，一直谋求“反攻大陆”的台湾公开上演，且制成录像带在海外广为销售，其政治意味是什么？似乎有必要根据当时的政治背景作些思考。
最后，尤其重要的是，这件事的报道和这出戏编排的倾向性，似应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来看。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什么？文章列举了上海等大城市知青要求回城这一背景。事实上，从现在的角度看，当时的历史背景应当更为清楚：10年动乱造成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社会矛盾尖锐复杂，中央正着手拨乱反正，千丝万缕，逐项解决，知青回城，只是其中之一项。这是背景之一。
10年动乱，形成了一股“极左”思潮，“造反有理”，“打倒走资派”可以即时获得利益导致的政治投机心理，在一些人心中根深蒂固；“文革”中对老干部的批斗、丑化，铺天盖地的报刊文章，《反击》、《盛大的节日》等电影将解放老干部说成是“胡汉三又回来了”的宣传，使以“阶级斗争为纲”，“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思想，在一些人心里潜移默化，总之，“文革”极左思潮的惯性势力依然强大，且有“借尸还魂”，“以解放思想”、“解放派”之名卷土重来之势。这是背景之二。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紧箍咒，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解开拉帮结派、任人为亲、结党营私的死结，解放老干部，平凡冤假错案，确立“任人为贤”的组织路线，这些拨乱反正，推动历史转折的重大举措，在实施中不可避免会与一些“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一些受“文革”极左思想影响至深者，发生尖锐的冲突。这是背景之三。
总之，这些历史背景，均是当时的现实，从今天的历史高度看，也应当是“台前”公开可知的。既然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一些有关的人和事，似应当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评论。否则，背景不清，史实不楚，是非不明，何以评说？
## 关于“幕后”
《骗子》戏既然是以“骗子”这件事为基础编排的，那么我们就放在上述背景下来看看“骗子”这件事的“台前幕后”。
说“骗子”这件事，首先就不能不说这件事当事人中职位最高的夏征农。
夏征农何许人？是“文革”前即由于反对“大跃进”、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包庇右派”而被从省委书记降到公社书记的人；是“文革”中因“反对江青戏剧革命”，最先被打倒，“文革”后又是最后被“解放”的原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宣传部长；是上海在文革后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高级干部；是在文革后在其职权范围内推动“解放”大批老教授、老知识分子、老干部，尤其是敢于支持为“文革”后被错杀的“反动学生”王申酉平反的上海市领导之一；是在78年即发表“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文章，推动思想解放的先驱之一；是勇于承担责任，打破“文革”思想牢笼，推动解放后第一部《辞海》出版的《辞海》主编。这样一个人，文章风骨自可由后人评说，想必现在历史也有定论。
完了再看事。骗子任何时代都有，恐怕所有的“骗子”大概都是处在“下流社会”，大概都“聪明过人”，往往会冒充某领导的亲属甚至是某领导（当然也有自称“大师”的），30年来，这样的事例太多了，似乎很少再有予以同情、乃至于“骗得有理”的评论报道，也很少再有以此类题材编排的戏剧。但在当时，这却成了轰动的事件。这还是因为背景。先来看看此事一些未被报道的“幕后”。
事情本来并不复杂。1978年下半年，张龙泉（或张泉龙）自称是李达的儿子，先是骗了上海市文联的一些同志（似乎主要并非朱逢博），骗的方式，是自称因父亲原因，文革中受到牵连迫害，乃至于百病缠身，到上海是想找一家好医院看看，以博取许多也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者的同情。上海文联的同志将其介绍给了当时还不是市委领导，而仅是一所大学党委书记的夏征农。而夏征农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熟识的武汉大学前校长、哲学家，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李达。
老知识分子的孩子，文革中受尽迫害，百病缠身，流落街头，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文革后找到父亲过去的故旧，又并没有什么看病不付钱之类的非分要求（此人原非上海人，没有、更不存在希望帮助调入上海户籍之说），无非是因为身体原因希望看病时借用一下交通工具，在“故旧”家里混几顿饭吃，混几个钱花，对此伸出援手，似也是人之常情。后来搞清楚了，说的是另一个夏征农并不熟悉的军队李达的儿子。虽不熟悉，受迫害，来看病，仅此仍给予同情，不拒之门外，也应无可厚非。当然，最后发现此人并非李达之子，纯属冒充，于是就有了“骗子”一说。受骗者造成国家财产受到重大损失，国家机密出现泄露了么？似乎并没有。但夏征农作为当事人，却认为自己是党的高级干部，此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仍可能对党的形象造成不良影响，故而虽并未受到党内批评，还是主动向中央做了检讨。事情到此，本来似应了结。
但确实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问题并未止于事情本身，而是随着报纸的报道进一步烧起来。79年初，在夏征农刚调上海市委任领导职务不久，在未让当事人，且是作为市委领导的当事人知晓的情况下，上海的两报突然在同一天头版大幅报道。这样一件事，能够享有在上海两大报同时大幅报道的“殊荣”，当然是因为当事人当时的任职，故矛头所向，不言自明。报道前又不让当事人知道，这却与那刚过去的十年中的一些“典型”套路似曾相识，颇有些承“文革”中吹响“打倒”号角之遗风。“文革”之后在上海还搞这一套，是否正常？此其一。
报纸报道的倾向，对受骗者多有指责，重点是或明或暗地指责当事人是因为拍“中央领导”的马屁而中招的。而《骗子》戏随后闻风而出，以《钦差大臣》讽刺拍马者为引子，在此事基础上“艺术加工”，以对骗子道德形象的拔高重塑为烘托，进一步强化了受骗者乃阿谀奉承之辈，道德低下之徒的形象，甚至颇有些“又回来了的胡汉三”的意味。此其二。
顺便提一句，在此事已闹得沸沸扬扬之时，有一位当时的知名人士曾问过笔者：李达是否曾经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过很长时间？我当时即恍然：原来拍“领导”的马屁不是指副总参谋长李达，——实际上这也不合常理，部队的领导管不了地方的领导，——而可能是暗指邓小平。为什么你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支持平反冤假错案，支持解放思想、否定“文革”？这不是支持邓小平么？这不是拍邓马屁么？确有逻辑上的合理性。
于是，一个历经白色恐怖、革命战争血与火考验的人，一个在文革前即宁愿挨整也要坚持说真话的人，一个在“文革”中身陷囹圄拒不“买身投靠”的人，变成了一个善于拍马谋取高位者；一个第一个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上海第一个支持解放思想，“真理标准讨论”，敢于否定“文革”、支持平反冤假错案的人，变成了是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谀媚的拍马者。万箭齐发，尤其是以“解放思想”之名发出的箭，似乎预示着夏征农在他坎坷的一生中，又一次将在劫难逃。
所幸的是，伟大的历史转变顺应了党心、民心，势不可挡，此事终成了上海滩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的一段小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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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段如果也能被称为“历史”的事件，或者论者会问：既然还有这样一些“幕后”，此事当时对受骗当事人伤害之大又毋庸置疑，何以当事人一直不出来澄清，辩驳，而任凭一些好事者甚至骗子，继续以恶意歪曲之说，滋漫于文头报尾、街谈巷议？对此斯人已逝，无从稽考。但是，若是从夏征农作为对伟大的历史转折卓有贡献的政治家生前的言行气度来看，他不愿意纠缠于那些仅涉及个人得失的枝节之事，而是更着眼于当时所处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的大局，尤其是不希望因对个人得失的锱铢必较而影响大局，以“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胸襟宁愿牺牲“小我”，是较符合其一贯的行事作风和为人处事原则的。对此是否能够理解？这或者也可以成为区别精神上而非“社会地位”上“上流”或者“下流”的一把标尺。故而笔者以为，脱离大时代的背景“钩沉”出的此事一些枝枝节节的所谓“幕后”过程，也许呈现不了多少“历史的真理”。
虽然，笔者不敢说这一事件就是历史转折关头新旧两股思潮、两股势力交锋迸出的火星；不敢说《骗子》戏的出笼，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实际上成了文革极左思潮和既得利益势力绝望“反击”的“杀手锏”，但是，任何人都可将此事回过头来，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细细咀嚼。我想，倘若如此，任何人应当都能客观地得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30年了，逝者无语，来者可追。也许，拉开一些遮掩于历史之上的幕帘，审视一下历史的真实面貌，以为后来者树立一个良好的前进标杆，是必要的；同样，将积淀于历史之上的肮脏的尘土、唾沫抹去，以还原于历史的真实，也应当是必要的。因此，此文无他，也只是尝试以客观的角度，以历史大变革的视角，来审视这些当时发生的事，以企求能够对改革开放30年历史中的这一页，做出公正、严肃和实事求是的评论。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