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Harper Bazaar 作者: 梅格 · 康利
2023年4月6日
“我会没事吗?”我的孩子们问我，美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还在继续。我们都不喜欢我的回答。
春假前几天，丹佛东部高中（Denver East High School）发生了一起枪击案，而我14岁的女儿即将在今年秋天就读该学校。两名校长被一名学生开枪射击，校长们需要支持，学校却把他们列入了“安全计划”。安全计划要求校长每天检查孩子们是否携带了武器。校长在暴力事件中幸存了下来，但孩子没有。晚些时候那个带了枪的孩子一个人在山里自杀了。这是今年涉及该校的第三起枪击事件，也是一个月内第二名学生死于枪支暴力。
我女儿在枪击事件上新闻之前给我发了短信。“妈妈，东部又发生了一起枪击案”她知道是因为她朋友在上课时给她发了短信。她的朋友知道这件事，因为她哥哥去了东部，在一级防范禁闭的时候给她发了短信。孩子们还在玩手机，但现在已经不是在手机上玩游戏了，而是在呼救。
在她回家之前，我收到了女儿的短信: “我害怕上学，就像我害怕不上学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我告诉她我理解。我们会在春假的时候想出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去纽约。当我们边走边看边吃的时候，答案就会浮现出来。我们只是需要点时间。
哥伦拜恩高中大屠杀（Columbine High School massacre）发生的时候我14岁，还在上中学。当我看到孩子们从高中跑出来的新闻片段时，我明白了规则已经改变了。高中生可能在午餐时间被枪杀。当我终于开始上高中的时候，我通过与一大群孩子分开坐来应对我的恐惧。我尽量不引起那些让我感到紧张的男孩的注意。
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 shooting）发生时，我的大女儿才四岁，还在上幼儿园。规则又变了。六岁的孩子可能会在丢手绢的时候被枪杀。我通过确保上学前有个愉快的早晨来应对。我会跟孩子不停地吻别，也许我们可以创造我们想要生活的现实。
孩子们还在玩电话游戏，但现在这已经不是游戏了，而是在呼救。
但是没有自制早餐或者亲吻脸颊来保护儿童免受高速子弹的伤害。在飞往纽约的航班上，我坐在孩子们中间，读到了圣约基督教学校枪击案。又有六个人在一所小学被枪杀，其中三个是九岁的孩子。他们本应有很长的人生要活。我们在纽约的第一个晚上我一直没睡，试图找到答案; 答案没有出现，但我的大女儿几天来第一次睡着了。这就够了。
随着我的孩子们长大，我试图帮助他们理解校园枪击并非无法解释的现象。我不能保护他们免受恐怖主义的伤害，但我拒绝将其神话化。像我们大多数社会问题一样，大规模枪击事件是政策、文化和我们当前资本主义形式的产物。这些袭击是共和党支持的枪支极端主义立法、极右翼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生活方式以及算法激进化的结果。
枪手不是复仇心切的恶魔。他们是包括基督教民族主义者、 MAGA 政治家和加速风险投资家在内的广泛联盟中的叛乱分子。他们联合起来限制对公共领域的访问，“有些是通过恐怖活动，有些是通过 Twitter。如果人们无法进入公共领域，他们就无法获得或分享权力。”
对大规模枪击的恐惧已经够了。在过去的一年里，东部高中经历了很多封锁。孩子们正在学习如何面对悲剧，以及如何过早地体验失去。去年九月，在一起关于枪击案的错误报道之后，东部高中的孩子们逃离了禁闭，哭着倒在父母的怀里。
我从来没有找到一个既令人安心又真实的答案。当你还是个担心自己再也不会被父母抱着的孩子时，理解枪击事件的起因有什么好处呢？每次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后，我的两个大孩子都会问: “如果这发生在我的学校，我会没事吗?”
我们在纽约市的第一个早晨是美好的ーー不是因为，因为我担心这可能是最后一个早晨而故意让它变得美好，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生活总体上是美好的。我们站在月台上，坐在火车上，沿着高架铁路走，这条古老的高架铁路线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艺术、花园和人群的无障碍公共空间。我的大女儿牵着她五岁的妹妹的手，给她看铁轨间盛开的花朵。看看我们能种出什么。
我坐在长凳上，看着我11岁的女儿用栏杆当扶手练习芭蕾。一位年长的妇女停下来说，她等不及要看她有一天去纽约市芭蕾舞团跳舞了。我女儿笑了，我也是。我们该怎么办？我还是没有答案，但我仍怀抱希望，我们还有时间。
在东部高中发生第二起枪击事件后我们开始讨论家庭教育。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谈话了。但是我的孩子们喜欢午餐时间，喜欢在大厅里聊天，喜欢从新老师那里学习新东西，喜欢学校戏剧和课后俱乐部。在2019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的第一年，他们不得不与这些东西分离，这对他们的影响至今仍让我感到恐惧。与非家庭成员建立社区是他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总有些东西在家中无法复制。
她太年轻了，不适合去百老汇但也差不多大到可以在学校被杀了。
在纽约的一个晚上，我坐在两个大女儿中间，看她们的第一部百老汇戏剧《妙女郎》（Funnuy Girl）。该剧以朱莉 · 本科扮演的范妮 · 布莱斯开场，她坐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然后说: “你好，美女。”当她说出那些话时，大多数观众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他们欢呼起来。但我的女儿们没有，所以她们礼貌地鼓掌。我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看戏。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她们爱上了布莱斯，爱上了朱莉 · 本科。当她开始重复唱“不要给我的游行泼冷水”时，女孩们明白了过去和将来会发生什么。她们和其他人一起欢呼，并成为了那个房间里的社区中的一员。
我们在大都会博物馆闲逛的时候我女儿收到了另一个朋友的短信。这只是一个新闻报道的链接，她的中学校长接受了媒体采访。她学校里有个孩子最近被指控企图谋杀和非法开枪。那孩子不需要监禁，他需要帮助。但是老师们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无法提供相应的帮助。学区拒绝了学校要求将该学生转而进行网络授课的要求。相反，孩子仍然每天去上学，在上课之前每天都会接受未经训练的学校工作人员的搜身检查。这使得这个学生和那个在春假前枪杀了两个院长的学生列于同样的“安全计划”之中。我女儿给我看了短信，又问: “我们该怎么办?”
那天晚上，我的两个大女儿和她们的父亲一起去看了新音乐剧《纽约，纽约》的预演。我留下来陪他们最小的妹妹。她太年轻了，不适合去百老汇但也差不多大到可以在学校被杀了。
在美国这片属于个人的土地上，没有答案，也永远不会有足够的时间。
自桑迪 · 胡克事件以来，校园枪击事件在频率和严重程度上都有所加速。根据2018年的一项研究，美国的枪支比人多。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美国的枪支销量几乎翻了一番。近年来，枪支制造商的股价在大规模枪击事件发生后大幅上涨。这都以孩子们的死为代价。我女儿明年上幼儿园，我希望现在规则已经改变了——希望丢手绢的时间能再次安全。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该怎么办？
她睡着后，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们在城里走了好几英里，但也许答案就在几步之外。当我走来走去的时候，当权者们围绕着同样失败的解决方案走来走去。丹佛学校董事会批准学校资源官员返回丹佛高中校园。研究表明，在校园枪击案发生时，如果有一名学校资源管理人员在场，那么“死亡率”要比没有人在场时高出2.83倍。当没有大规模伤亡事件发生时，学校资源官员不成比例地瞄准并严厉惩罚黑人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正是他们的存在形成了一条从学校到监狱的通道。
在圣约医院遇害儿童的葬礼开始之际，田纳西州州长比尔 · 李宣布拨款1.4亿美元，资助学校雇用武装警卫，并“大幅度提升实体安全”。大规模射击者使用的攻击性武器本就被设计用来炸穿人群和上锁的门，这1.4亿美元唯一能坐的就是提高李再次当选的机会。
我们该怎么办？如果这个问题中的“我们”指的是我们的社会，答案有很多。常识性的枪支安全法律是一个开始。温和派政治家可以致力于建立远离 MAGA 极端主义的出口。让枪支制造商为他们自己的死亡机器负责。摆脱白人至上主义，摆脱权力的殿堂，摆脱家庭的殿堂。通过社会福利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互相照顾。听起来有点过了，但其实不是。人多力量大，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准备好卷起袖子了。但我女儿的问题在个人层面上没有答案。所以在美国，这片属于个人的土地上，没有答案，也永远不会有足够的时间。
在回家的飞机上，我坐在我14岁和5岁的孩子中间。我最小的孩子等不及饮料服务了。当她喝到橙汁时，她咂咂嘴，叹了口气，“啊，真好喝。”我紧紧握住她的手，“是不是很好吃?”她喝了一大口酒作为回答。我们回家的路上，我的大女儿安静下来。飞行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看着窗外。
就在我们降落之前，我拿出手机给她发短信说“我爱你。”
她低头看了看手机，笑了笑，然后转向我，“我也爱你，妈妈。”